一个打工者的梦想：漂泊18年 只为创业不做过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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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廖玉国现在跟着一个包工头干活，没有合同，也没有保险。

　　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展，进城务工成为农民谋生的一种方式。但他们的工作也会随着城市的变迁而变动。
　　廖玉国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他1993年去了海南，因为海南房地产的破灭而失去工作，辗转去了广东。
　　在广东，他打工13年，因为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医保、住房，而选择了回家创业。却不料，攒下的钱创业不太够，只能边创业，边回城继续打工。
　　廖玉国说，电视里说推动城镇化；而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，删除了一些歧视性的措施，增加了务工者的福利，拉近了与本地居民的福利鸿沟。希望他的儿子不重走他的无奈路。
　　1977年1月7日出生在重庆市开县竹溪镇团凤村，今年35岁。
　　14岁小学毕业后辍学，16岁外出打工，自2002年打工生涯渐趋稳定，2009年回乡创业，遭遇资金缺口，现继续外出打工，赚钱补贴创业。
　　他生活简朴，就着一碟咸菜可吃下两碗米饭；他不求大富贵，只希望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；他具有小农气息，买两次彩票未中奖就心疼起了彩票钱；他搞不懂股票、基金，却抱着侥幸的心态投了钱；他想摆脱外出打工的命运，却发现创业的路还很曲折与漫长。
　　但是，他始终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，希望就在不远处。
　　我叫廖玉国，1977年1月7日出生在重庆市开县竹溪镇团凤村。
　　我的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就死了，我跟着妈妈过活，还有三个已经成家的哥哥。
　　我没啥文化，14岁小学毕业后就在家种地务农了。其实我学习成绩不算差，全班第29名，上初中没问题的，辍学就是因为家里穷。
　　在家种地很辛苦，还要去镇上的工地打零工挣化肥钱，那时候劳动力很廉价，搬一天的砖头只有10元钱。
　　1990年代外出打工
　　我是在1993年外出到海南打工的。
　　记得那是1993年的9月12日，我跟着姐夫的哥哥到海南工地上做钢筋工，当时的工资是11元/天。虽然赚的比其他人低（我年龄小），但每天还是比老家多了1元钱，我很满足。
　　干了一年，年龄在增大，技术也在长进，工资也在跟着涨：第二年（1994年）工资已是17元/天，第三年（1995年）涨到了20元/天，第四年（1996年）已是28元/天。
　　好景不长，海南的房地产在破灭（后来听新闻说的，当时只知道工地没活干了）。
　　我在1996年12月7日被迫到了广州，在“广州国靖家具有限公司”当厨师。当时，我煮饭、做菜啥都干，包吃住，头一年的工资是1700元/月，这是我第一次告别日薪，拿到了月薪。
　　第二年厨艺有了长进，工资就升到了2000元/月。
　　这家工厂的老板是台湾人，待遇相比其他小企业高200元左右，每周还能休息一天，我打算长期在这个厂子干了。我在这个厂子一直呆到了2009年，13个年头。
　　我很幸运，1996年到2009年，这家工厂没有遇到过欠薪、工资延发的事情。其间，有在外打工的老乡拿不到工资蹲在大街上大哭；也有老乡被骗子给耍了，一年的劳动打了水漂。唉，农民工的辛酸，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　　好的企业，就是不愁员工，我所在的厂子刚进去的时候才40人，到了2007年已发展成为了2000多人的大厂。
　　2000年代钱包开始鼓
　　我还记得2002年的下半年，涨工资了，一次性涨了200元。多了这200元，每月能多吃上几顿猪肉或购买一件新衣了。
　　也是从2002年开始，我的钱包开始鼓得快了。厂里的工资是三年一大涨（300元），两年一小涨（100元）。到了2008年上半年，月薪已有3800元，2009年的银行卡存款（加上老婆的），已有22万元了。
　　我与我老婆是在1999年9月份认识的，她也小学毕业，我们是一个县的，我俩2000年结婚，当年就有了大儿子，2010年我们又添了小儿子。
　　因公司没有分配夫妻房，我与老婆是在外租房的，5个人合租的一套，我俩一单间，每月200元。
　　虽然房间简陋，但我们那时候能存下钱。一个是工资在涨，另一个就是物价一直偏低。2002年，我的月工资在2500元左右，除了房租、米、水电、煤气等生活费用，每月能攒下2000元。2002年，我老婆的工是1200元/月（车间工，周末不加班，工资就没我高），我俩每月能存下3000元。
　　这期间，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大家发现，外出打工，比在家务农实惠多了。
　　有人说，农民工的好日子，一部分是缘于民工荒。就是工人相对少了，工价自然升高。
　　这是有一定的道理，例如：我刚进厂时需要三证（毕业证、身份证、未婚证），毕业证必须初中起步，对假证的检查也比较严格，我1996年就是通过熟人介绍才勉强混进去的，但自2006年，招工偏难了，劳动力只要带了身份证，就可以进厂了。
　　攒下了钱，自然就有人想起了盖房。2006年前后，我们村里很多攒了钱的人，跑回家盖了房，我姐姐廖玉翠的房子就是在那时拔地而起的。
　　金融时代买彩炒基
　　于松（注：早报记者）说2000年代，是中国投资理念快长的年代，非得叫我讲一讲，我投资的历史。哈哈，我一农民，也没啥投资意识与行动。不过，在2003年买过10注体育彩票，2005年我还买过一次基金。
　　2003年，有人频繁中了体彩一等奖金500万，看着都眼馋，我就与工友买了两次，一次买五注，一注2元。
　　结果，没有一夜暴富，两次啥都没中，我就不再买了。为啥不买了？20元白白浪费了，那可是我两个星期的猪肉钱。不要笑我，不光是我，身边的工友们也都是买了两次没中奖后就都没再买了。
　　2005年，厨师长在广东佛山的侄女打电话来鼓动他买基金，厨师长当时对基金也不了解，他只是告诉我基金是股票的第二代，不管怎样都会退本钱，没有风险的。
　　经不住诱惑与发财梦，我就去邮局买了7000多元的基金，具体啥名忘记了。那时候是被“忽悠”进去的，身边的很多工友也都去买了，但大家对这个都不懂，只是听说买7000元，两年后就能拿到10000多元；买2万元，两年后就能拿3万多元，真是钱生钱呀，农民工兄弟们再抠门，能不试试嘛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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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在工地上的住宿非常简陋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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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生活简朴，就着一碟咸菜可吃下两碗米饭。本版图片 早报记者 于松

　　两年后，还真有买基金发大财的，我们的厂长买基金就赚了十几万。不过，我那笔基金可没赚到钱：2008年正遇上金融危机，我的基金只拿回来了4000元。7000元不但没有生钱，还亏了3000元，当时都想跑到厨师长那唠叨几句。
　　我不清楚其他的苦命工友是否也赚到了钱，但2008年以前提取的，基本还是赚了的。
　　有人曾问我，当年传说中的基金那么赚钱，你咋不多投点儿呀？我说，咱农民虽说没见过世面，但也知道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道理，基金哪有只赚不赔的道理，肯定有风险的，就没有加注了。
　　农民工的钱，那可都是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赚来的呀。
　　返乡养殖遭遇洪水
　　我是在2009年2月25日离开广东的。离开有无奈，也有冲动，原因很多。
　　因为我是普通员工，非管理人员，所以在厂里没有资格申请职工夫妻房，有点心灰了。
　　2008年的10月，广州连续阴雨，租住的房子老化漏雨，我上房顶修房，下楼时从楼梯上摔下来左手摔断了，住院13天，花了5000多元。
　　这笔钱是我自己出的，厂子当时说不是工伤所以不给解决，当时非常后悔没有购买人身意外险，躺在病床上，都觉得自己可怜。
　　有一天坐在病床上看电视，正好看到央视七套的《每日农经》里有个打工回乡养猪的湖南人赚钱了。这故事不咋感人，但却点醒了我：我为啥不能带钱回乡创业？
　　这个念头瞬间闪过，就再也没有走开。
　　我跟老婆商量，还给岳母打了电话。老婆起初不同意，担心创业辛苦，更担心血汗钱打了水漂。但毕竟是女人嘛，我哄了哄，与她讲了两天的大道理，她还是赞同我的想法了。
　　2008年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一年（也是后来从电视上知晓的），厂子生产的办公椅都出口不了，车间工人的工资有了下降，熟悉的几个同村老乡还因工厂无订单被迫“失业”返乡了。团凤村就曾有过调查数据：707人返乡，302人“失业”。
　　我没有选择年前回家，是在2009年2月25日返乡的（已过了正月十五）。
　　我为什么选择在春运后才返乡呢？是考虑了经济账，避开春运能省下1000多元呢。平时118元/张的回乡票，春节期间要价高到了七八百元。
　　金融危机了，赚钱不容易，要省着花。就快创业了，能多攒一毛是一毛。
　　团凤村有条水流不断的小溪，我选在小溪流经的一片平坝改造成养殖场。养鱼、养猪还养鸡，猪与鸡的粪便喂鱼，小溪的活水养鱼，学名大概就叫做：生态养殖。
　　2009年3月20日，我与村委会签了合同，交了3000元定金。2009年8月份，老婆也回来了（因厂里写了辞工单之后三个月才能回来），我们就开始动工了。
　　先建鱼塘，再建猪圈与鸡棚，最后建一幢二层小楼，一楼堆放饲料，二楼住人。我计算过了，24万元就能建好。但计划很好，实施起来却害死人了。
　　2009年8月份，养殖场开工了，首先用挖机在平坝子上挖出泥，装好水之后用水泥把鱼塘的边“糊”好。
　　没想到一场大雨，洪水把鱼塘冲得乱七八糟，建筑费用一下子又多了10多万。后来，在借款10万元后，鱼塘建起来了，但猪舍因资金短缺没建，二层小楼盖到一半就没钱了。
　　创业不容易呀，建养殖场5个月，我从131斤瘦到了115斤，瘦掉了16斤。
　　我也总结过失败原因：一，意外败财（洪水冲垮鱼塘）。二，建设成本严重估算不足。如：预计工匠70元/天，实际是100元/一天；预算水泥280元/吨，实际是350元/吨；钢筋预算4000元实际4700元/吨；砖0.35元/块，比预算高出了0.1元……
　　2009年的物价涨得有些厉害，钱开始不值钱了。在报纸上，学者叫这通胀。
　　返乡时，我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到了，金融危机后大量农民工返乡，政府鼓励返乡创业，并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。但银行的钱可不是好借的。银行借钱需要抵押，我只有老家的老瓦房，银行说我没有资格借钱，把鱼塘之类的建好了再用来抵押借债。
　　2009年，与我一同想回家创业的很多，有的没有贷到款作罢了，有的贷款后创业失败了。
　　创业并非美轮美奂，这句话真不假。创业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呀。
　　为补缺口再次打工
　　养殖场总还得建下去，又需要钱，怎么办？
　　2010年春节后我又外出打工了。我给以前的家具厂打电话，对方说厨房里人手够了；本想去车间，但那里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，钱来得不快。于是，我去了广州番禺的工地做泥水工，150元/天，包吃住，干了一年。
　　2010年底，我回家带回了5万元，还债3万，1万用在了出生的二儿子身上，另1万元补贴了家用。
　　2011年我又去了深圳，在工地上做杂工，140元/天，包吃住。2011年底拿回了4万元，还了3万的债，1万元买年货。
　　我借的钱基本是1分的利，10000元年底就要还11200元。为此，我必须先把借款还清，再图补建养殖场。
　　今年春节我曾与妻子算了一笔账，要把鸡和猪养起来，2层小楼盖起来，大概还需要再投入20万元。
　　未来的5年，我还需外出打工，等赚足了这些钱再回家安心发展我的养殖场。
　　创业走到青黄不接，真是难受；缺钱的日子更是难熬。我从不抽烟，但累的时候会喝点小酒。现在压力很大，不敢下饭店，也不敢买好酒，每次累了的时候就跑到工地边的小卖铺花2.5元买瓶“二锅头”，换个小醉。
　　唯一开心的，家里的鱼塘这两年还算有了盼头。2011年春节，鱼塘里的鱼卖了4000元，2012年则卖了8000元。其实，鱼塘里的鱼每年本能卖到上万元，就是因为没钱买鱼苗，减少了产量。
　　这两年，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和鱼塘。写着写着，就想起他们了。有时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。
　　我只是城市过客
　　我现在跟着一包工头干活，没有合同，也没有买保险。身边一起干活的工友也都是这样的。年轻时没觉得有啥，现在却很害怕。这两年，一些老乡在外打工时出了意外，不是摔断了胳膊腿就是伤到了脑袋，但没有合同没有保险，维权比较难。
　　现在很艳羡那些给员工缴纳保险的公司，如富士康。很多人都在骂它是“血汗工厂”，但它比一些中小企业不知要好多少倍。可惜，我们超过35周岁，老了；新兴的信息产业不要我们了。
　　前后算起来，我在广东已待了15年，近10年来，广东的高楼越来越多，但这些都与我没啥关系。我不是这个城市的居民，也没有这个城市的居住证，我只是一个过客。来了，没有动静，走了，更没声音。
　　很早以前，我曾幻想在广州买房子，但看了一圈房价，就死心了，自己兜里的那点钱，只够买个洗手间。
　　村里的唐昌六，20年没回老家了，去年突然回家盖了房子。看来，在外打工，终归还是外乡人。
　　电视说，推动城镇化；而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，删除了一些歧视性的措施，增加了务工者的福利，拉近了与本地居民的福利鸿沟。唉，看来日后我的儿子不会再重走他老爹我的无奈路了。
　　开县的房子也盖得越来越漂亮，经济发展得很快，身边回乡工作或创业的老乡已好几个了。希望他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，就业开心，创业顺利。
　　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这10年，收获很多，遗憾也有。相比过去，现在的生活好上了几倍，展望未来，相信也会越来越好。
　　记者观察
　　早报记者 于松
　　我与廖玉国相识已有4年了。
　　初见时，他正忙着建养殖场，脸上的灰尘遇到汗水混成了泥水。他那时很高兴，好像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。
　　2011年春节，我再次前往了他的养殖场，他的妻子正搂着刚出生5个月的小儿子，畏缩在没有门窗的砖房里。2012年，他的妻子很高兴，他家终于有钱安上了窗玻璃，家里多出了10多只乌鸡……
　　廖玉国是中国2亿外出打工者中普通的一员。当年11元/天的苦力他很满足，吃上猪肉穿上新衣后也没骄躁；创业不如意，没怨东怨西，即使冬天里房间没有门窗也想靠勤劳的双手自给自足。
　　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，他们大都还保留着。只是，你不能漠视他们潜意识里所要求的福利与公平。医药费高昂，他们已愈发重视合同与保险，向往着应有的福利与 尊重。他们有牢骚，他们也保持着乐观，一则歧视性的措施废除后，他们欢呼雀跃；子女享受了城市的公办教育，他们感恩戴德。
　　农民工兄弟赚钱了，但他们的这点钱，却相对渺小、不安全。他们几乎不敢想在所打工的城市中生根发芽；脆弱的社会福利，也往往令他们陷入因为一场大病而一贫如洗的窘境。
　　年初，专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周立太律师说，近年经手的农民工案件中，欠薪的已有所下降，这是一个积极信号；不过，因工伤而引起的诉讼还是占有一定比重，农民工的合法劳动保障，虽已有进步，但依旧任重而道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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